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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高估的中國債務

                2017年09月29日 11:44   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王文

                  2016年中國GDP達到11.2萬億美元,占全球的14.8%,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2%,經濟發展令舉世矚目。但總有那么一些西方媒體,老是帶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各種唱空中國經濟、唱衰中國的論點層出不窮。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其實早在2000年左右,就有西方媒體大談中國金融機構已全部技術性破產,因為他們發現有的銀行不良率甚至高達23%。但是經過改制重組上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銀行不僅沒有破產,反而都成為了優質資產、股市上的大藍籌,所謂的危機并未出現。

                  最近一個唱衰中國經濟的典型論調就是中國地方債負擔過重,極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并由此引來一系列違約風險、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區域性金融風險。英國《經濟學人》此前發表的《即將到來的債務危機》(The Coming Bebt Burst)就是其中的代表。不可否認,中國的地方政府的確存在債務負擔,但中國的地方債并非如上述論點所稱的如此嚴重,更不存在整體性的違約風險。

                  首先,負債率高低要從統計數據來分析,而錯誤的統計方式帶來了錯誤的統計結果。現有的債務統計方法本身就存在著爭議與缺陷。一個典型的統計方式是一國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歐洲國家多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規定的負債率60%作為政府債務風險控制標準的參考值,以60%的負債率和3%的赤字率來作為所謂的國際警戒線標準。而事實上,這些標準都只是歐元區入圍的一個標準,2009年歐債危機以來,德國的赤字率和負債率幾乎全都在警戒線以上,但是其無論是經濟體,還是財政金融依然都穩健運行。因為最為關鍵和本質的是,這種衡量債務負擔的方式,忽略了經濟增長潛力、地方政府能力等諸多關鍵性因素,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其次,不應脫離經濟發展的現狀來判斷是否存在債務風險。中國經濟仍處于成長期,各種改革紅利、制度紅利、人口紅利、金融紅利遠遠沒有充分釋放。通過經濟結構轉型、優化升級的中國經濟仍在快速發展,2016年中國實現了6.7%的GDP增速,而2016年歐盟28國經濟同比增長1.9%,美國同比增長1.6%,日本GDP同比增長0.99%,中國經濟的增速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更是達到6.9%的增速,隨著經濟的向好,中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力也顯著增強。伴隨著中國經濟的企穩回升,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將迎刃而解。

                  更何況,中國的地方政府手中都握有大量的土地資源以及港口碼頭基礎設施等大量的優質資產,且債務多數是用來修路架橋的,也都有對應的資產作為保障,有能力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宏觀調控,這與西方政府資源有限、債務基本靠稅收的國情完全不同。而西方所使用的資產證券化、金融衍生品等各種金融工具,在中國也并沒有大范圍應用。

                  最后,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看,中國的政府負債率并不高。按照通行的用政府債務水平占GDP比重來計算債務率,截至2016年底,中國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與地方政府債務合計27.33萬億元,占GDP比重36.7%。與世界經濟整體形勢相比,中國經濟企穩向好態勢已經鞏固,且中國儲蓄率較高、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也完全有能力,更有助于債務問題的解決。

                  政府負債來拉動經濟增長不僅是積極財政政策的標配,也已經發展成為國際上的普遍現象了。相比之下,日本的債務率早在2012年上半年就已經達到200%,2012年歐元區17個成員國債務率為90.6%,有14個成員國債務率超過60%的警戒線。中國的政府債務不僅低于日本和歐元區國家,也低于美國的120%和巴西100%的債務率。因此,中國的政府債務相比他國政府并不算高。

                  然而,現階段輿論的普遍特點是談“債”色變,認為政府只要背負債務就不利于經濟發展。其實,再深入分析,中國政府債務的累積恰恰是在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積蓄能量,中國債務不僅不算高,而且整體完全可控。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客觀上要求地方政府承擔提供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利潤低、成本回收期長的特點,也決定了地方政府要適度舉債以籌集經濟建設的資金,這不僅能夠彌補當前資金的短缺,也符合代際公平的原則,是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從這個角度看,為消除外界對“債務”的質疑,中國政府要做得恐怕還有許多:

                  首先,最根本的就是提升中國的經濟實力。中國經濟不僅存量足而且增量強,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一半。因此,隨著中國經濟強勁復蘇,地方債的問題將得到化解。以目前地方債比較高的青海和重慶為例,重慶的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強勁增長提供了強勁的動力,連續多年在中國經濟增長拔得頭籌,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也超過10.7%,經濟的發展帶來政府財政收入的提高,也使得地方債的償還問題得以解決。

                  其次,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結構調整優化有助于地方債問題的解決。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只有促進經濟發展,盡快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才能從根本上化解地方債。近兩年來政府做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動了傳統產業市場的逐步出清,新產業、新動能、新模式逐步發展壯大,通過降低稅率,補貼創新,激發了生產主體與研發主體的積極性,使經濟效率與經濟發展的質量得到提升。同時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提升了企業的盈利水平,這都為經濟的長期穩定持續發展打下了基礎。

                  最后,通過加強地方債務管理,督促地方落實責任,也有助于防范地方債問題的發生。近年來,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出臺多項嚴格規定,督促地方落實主體責任,嚴格規范地方政府行為,加大問責力度與查處力度,防止權力的濫用,努力做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在剛剛舉辦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表示金融要服務服從于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和深化金融改革。筆者堅信,在頂層的嚴密部署和周到防控下,在“終身問責”的嚴格監管下,地方債風險完全可防可控,西方輿論對中國債務的惴測終將再次落空。 (作者: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責任編輯:王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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